从方志记载看宋代莆田科考的兴盛

五、地狭人贫，以儒为业也是莆田科举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诚然，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，促进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。但由于移民的急剧增加，不可能在同时期内使耕地也有相同的比率增长，因此，导致了巨大的人地矛盾，在兴化军尤为突出。正如郑樵在《通志》中所言：“吾莆地狭人贫，惟以读书为业。”宋邑人进士方惭也说：“闽人无植产，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。”[34]

对于莆田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，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在《艾轩集》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：“莆之郡二百年，虽以州名，其实一县也，原轸如绳，廛里如栉，十室五六，无田可耕。”然而，在“地狭人稠，为生艰难”情况下，聪明的莆田人却另拓谋生之路，诸如从事技艺、经商、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，其中也包括不少人以读书为业，积极参加科举考试，希望一朝金榜题名，摆脱这样的困境。“居今之人，自农转而为士”。[35]邑人方大琮说的“吾邑（兴化）家尽弦诵,人识律令,非独士为然,工农商各教子读书,虽牧儿馌妇，亦能口诵古人语言”[36]和陈俊卿的名言“地瘦栽松柏，家贫子读书”，就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写照。科举的殊荣有了公认的社会价值，于是一场科举浪潮便在莆田大地喧腾而起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宋真宗的一首劝学诗，将读书、科考、入仕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带来的种种好处，描绘得淋漓尽致，确实影响了士人上百年之久。《劝学诗》云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逐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[37]正由于这种“学而优则仕”思想的驱动，所以，科举便成为当时对学子最具吸引力的事业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劝学观念约定法成，习久成俗。

据宋人所见，时兴化军学生之多，学风之浓，十分动人。如仙游县“乡闾右学，后生不儒衣冠，不得与良子弟齿。岁时即先生旧德，以指授经术。其为词章，相与讲导，锻成一律。进取科第，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贾。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。”[38]这些士子努力向学、以儒为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举入仕，归根到底还是受到科举取士的激励和推动。

同时，与宋代兴化人崇儒重学，读书人地位较高也不无关系。莆田自唐至宋，以教授为业者数不胜数，甚至有两三代相继为师者。他们虽然生活清苦淡泊，但能以推广教化、传播学术思想为己任，因而普遍受到世人的尊敬。此外，民间“天地君亲师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“隆师以重道”“父兄无不敬先生”的良好社会风气，也大大促进宋代莆田科举的兴盛。 （续完） （林祖泉）

注释：
[1] (明)何乔远。闽书(M)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5。
[2] (明)黄仲昭。八闽通志（M）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第1022页。
[3] 出处同[2]，第979页。
[4] 陈石怀主编。福建历代作家评传 （M）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0。
[5]（宋）黄岩孙。仙溪志（M）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9。
[6] 金文亨主编。莆田历史文化研究（M）。厦门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6。
[7] [8] [17] [28]（宋）李俊甫。莆阳比事（M）。
[9] 金诤。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（M）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0。
[10] 张希清。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（J）。北京大学学报，1987，（5）。
[11]（宋）蔡襄。蔡襄全集。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9，第432页。
[12] 出处同[11]，第425页。
[13]（明）黄仲昭，周瑛。弘治兴化府志卷29（M）。
[14] 、[15]（清）廖必琦。乾隆莆田县志卷2（M）。
[16] 、[18] 许更生、林祖泉。兴教育人 (M)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。
[19]出处同[2]，第975页。
[20]出处同[2]，第977页。
[21]出处同[2]，第975页。
[22] 出处同[2]，第1022页。
[23]（元）黄方子。兴化路兴学记。
[24] 出处同[2]，第1022页。
[25] 出处同[2]，第833页。
[26] 出处同[2]，第977页。
[27] 出处同[2]，第978页。
[29]（明）林文。仙游县重修县学记。
[30] 出处同[2]，第33页。
[31] 出处同[2]，第716页。
[32] 出处同[2]，第35页。
[33] 出处同[2]，第719页。
[34] 出处同[2]，第1032页。
[35]（宋）曾丰。缘督集卷17（M）。
[36]（宋）方大琮。铁庵文集卷339（M）。
[37] 刘海峰，庄明水。福建教育史（M）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6。
[38] 出处同[11]，第572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