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民如身
——莆阳尚书风华（三）

民为邦本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。汉代著名政治家贾谊论“大政”曰：“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民为本，君以民为本，吏以民为本。”深刻论述了政民关系。此论在今天看来，仍有振聋发聩之效。在政界，本末倒置、口是心非者不乏其人。殊不知，民之不存，官将焉附？民既为邦国之本，故为政须以爱民为本，爱民为大。几乎是古代士族精英，包括一代明君之共识，无不视爱恤人民为治国安邦之要义。所谓“官有百职，归于养民”也。

莆阳尚书，作为朝廷部堂之官，发扬“居堂庙之高，则忧其民”的优良传统，居官守职，爱民如身，乃至不顾贬官下狱为民请命，其言其行，感人至深。

莆阳尚书爱民事迹，有以下二个特点：

一曰：民生为念，毕生素志。

明代刑部尚书彭韶，居官素以民生为念。其出任广东布政使，下车伊始，召集父老百十人，问民所疾苦与利病所当兴革者而施行之，问政于民，知难而进，力加施行。时有贵近恃势在乡国私采禽鸟异物进贡，官民俱罹其害。彭韶上书言状，触犯太监梁芳而“忤旨”，本已升任太理寺卿（相当现代高法院长），半道改调贵州布政使。启行之日，广东父老涕泣河下，如去慈父母，甚至有人追送至数百里之外。史称彭韶居官，“视民病如在己身”，所至如春风，和气著物，无不遇而发生。每逢朔望之日，受民投状，决断如流，告诫谆谆如子弟，令民感动，以到愤然不平者，倾刻间消除积怨，耻于拜见，而悄然离去。彭韶可谓莆臣中爱民如身之典型，实则其爱民胜爱己身。
水旱天灾引发的饥荒，是历代朝廷面临的棘手问题，亦是检验官员是否爱民的试金石。明弘治年间，山东大旱，救灾如救火。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郑纪，以强烈的爱民情怀，上书献计曰：“人七日不食则死，安能待应募之米？今江南粮运搁浅山东，乞量许截借（漕粮），俟募到银两还。不唯民饥得免，于沟壑而船轻，亦易达于京师，深为两便。”又建言将新近病死的太监罗兑，所遗钜万资财，用以购粮赈灾，“愿无爱之，以救一方赤子。”并再次条陈“备荒六事”，均为孝宗所嘉纳。十五年（1502），京师大旱，民或死或逃甚多。郑纪时任户部右侍郎，千方百计调度救灾粮，设法将每月供给官军的口粮，直接在河边交兑，三个月共积出余米二十余万石，抵充赈灾之用，先发后闻，饥民全活甚众。既显其爱民之心，又展露理财之才。
明代兵部尚书郭应聘，长年征战南疆平乱安邦，晚年伤疾发作，乞休终养。临行之际，特上《安民四议》之疏，尽现其安民定邦之素志。刑部尚书林俊，于嘉靖二年（1523）致仕归养，目睹农家“鸡声曙起东”、“辛苦不言功”胸怀，及“正苦催租急，岁熟喜还悲”心情，作《农夫苦》诗，叹其生活之艰辛，寄以极大同情。三年后，莆田大旱，民不聊生，林俊已是七十五岁老人，致书朝廷，提请救济饥民、蠲减田租。

宋代神宗朝刑部尚书林英（悦），因与时不合，未到半百便请病归田。哲宗改元，安徽宣城发生灾荒，饿殍遍罢，诏求妙选能臣前往抚绥。宰执司马光等交章荐举林悦。时林英年已六十有二，致仕亦有十五六年，朝命送至兴化军，催促迅速成行，林英毅然应命。时高太后摄政，召见曰：“卿历事三朝，谏达民隐。宣城之命，劳卿一行。”林英抵宣城，开仓赈灾，缓刑薄征，宽力驰禁，贷放种籽，蠲免租税，谕使还业，实行一系列宽松政策，安定生活，扶持恢复生产。两年之后，宣城民食以足，反为富饶“上郡”。邦人感其大德，建生祠奉祀之。

由上可见，莆阳尚书，不论任上或是致仕归养，归田而复出，总以民生为念。其爱民之心、为民谋事，绝非空论，而是一种矢志不移的政治信念和行动指南。
（未完待续）（阮其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