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康永辉

20世纪80年代的莆田，地少人多，家家户户都把土地用到了极致。儿时的我，每天背着书包去小学上课前，总有一门必修课——和姐姐并肩挎着竹筐，绕着自家的几亩薄田走一圈。田埂的边角旮旯，早已被四季豆、绿豆、扁豆挤得满满当当，连丝瓜藤也顺着田垄肆意攀绕。原本就狭窄的田间小道，被这些作物占去大半，走起来愈发磕绊，可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人，早已走得熟稔，脚下稳如平地。一圈走下来，竹筐总能装上半篮鲜蔬，一部分腌成咸菜，一部分直接焖进米饭煮成菜饭。那时农村鲜有逛集市买菜的习惯，家家户户都是这般自给自足。

打我记事起，家里的饭菜便没什么新意，翻来覆去不是地瓜红薯饭，就是清稀的地瓜粥。我生来挑食，偏不爱吃地瓜，祖父总摸着我的头说教：“你啊，该知足了。若是搁在以前，你连地瓜皮都摸不着，你爹娘那辈，饿极了连地瓜皮都要抢着吃。”桌上的菜，也多是咸腌之物：海里捡来的泥螺腌的酱，莆田话里叫“嗯泥”的海苔腌菜，还有腌萝卜、腌菜头、腌菜梗，稍好些的，便是几块咸油豆腐。每家院里都摆着几个粗陶瓮，里头腌着各式各样的菜头与小杂海，皆是为了耐放、省事。毕竟乡里人日日要下地刨食，那是最磨人的苦活，家里但凡能动弹的，都要扛着锄头往田里去。越是农忙，越没工夫细细做饭，那时才八岁的姐姐，早已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军，我便自然而然接下了烧火的活，成了灶台边的小帮手。偶尔遇上家里做手擀面，便是孩子们最盛大的欢喜，个个敞开肚皮大快朵颐，那滋味，竟堪比进馆子赴宴。祖父总借着这光景叮嘱挑食的我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才能吃啥有啥，而非如今煮啥吃啥；才能不用天天下地，被日头晒得黑黢黢。”这话，是那时无数农村孩子拼命读书的执念，成了他们寒窗苦读里最实在的动力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副食品依旧稀缺，零食更是难得一见。遇上各样农俗节日，家里会炒些豆子、花生，这便是我们最稀罕的零嘴；再或是村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，分来的那点“面食”——不过是切得小段的油条，或是两三个点着小红印的“面食龟”，也能让孩子们欢喜许久。母亲总把这薄薄一份面食仔仔细细均分给我们姐弟几人，谁也不多得。姐姐们舍不得吃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把自己的那份塞给我。除此之外，能解馋的，便只有山上为数不多的野果了，蛇莓是孩子们的最爱，连大人也偏爱那股酸甜，只是野果可遇不可求，总不够分。许是因挑食，又无甚零嘴可解嘴馋，儿时小学语文课本里但凡提及吃食的文章，我都记得分外深刻。三年级读《金色的鱼钩》，文中提到的青粿面，我至今也不知模样如何，却依旧被勾得心痒，生出无数美好的遐想；《一个粗瓷大碗》里，赵一曼与高粱小米的故事，也因“高粱小米”这几个字，在我心里烙下印记；就连《大闹天宫》里的蟠桃美酒，也成了我对“美味”的极致想象。五年级读托尔斯泰的《穷人》，渔夫一家吃黑面包、配鱼，我竟满心不解：既有面包又有鱼，怎还叫穷人？那时的我，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鱼，面包更是稀罕物。唯有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，我倒无甚遐想，只因家里的山地本就种着花生，想吃总能吃到，炒花生配地瓜饭，在那时已是公认的佳肴。还有《一夜的工作》文中的两杯热茶、一小碟花生米，也因这“花生米”，让我连带着记住了文章的梗概、作者与背景。说来也怪，只因对吃食有着这般执念，反倒顺带着把课本里的知识记牢了，小学的语文成绩一直不算差。

后来上了初中，我和姐姐一同去邻镇的中学念书。那时住校的同学，人人手里都有一个铝制饭盒，一日三餐都靠食堂蒸干饭。尤其是早餐，前一晚便把饭盒送进食堂，待清晨蒸熟，饭食往往带着淡淡的馊味，即便如此，也只能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，或是淋点酱油果腹。校外有卖菜汤的，一碗素净的菜汤，起初一毛钱，后来涨到两毛，可班里大多同学都舍不得买，还有几个同学，每餐就靠干饭浇酱油，也能硬生生填饱肚子。那时初读刘绍棠的《榆钱饭》，文中的滋味，竟也让我生出几分共鸣。

及至读高中，家里的光景渐渐好了些，吃饭时能和同学凑钱，额外煮上一份菜汤。那时的我饭量渐长，可身材依旧瘦弱，只是餐桌上的滋味，终究是比儿时好了太多。日子就这般在烟火与书香里慢慢走，高中的菜汤里有了蛋和豆腐，校门口的小摊也渐渐多了些花样。田埂上，依旧是乡人侍弄作物的身影，只是各家的粗陶瓮里，咸腌的滋味淡了些，饭桌上偶尔能添上一盘新鲜的海味，不再是全年到头的腌泥螺与“嗯泥”。

我年已过不惑，再回到村里，昔日狭窄的田间小道早已拓宽。当指尖触到微凉的田埂泥土，我想起了儿时田埂上的四季豆，地瓜饭就着炒花生的香，想起了少时挎着竹筐与姐姐摘菜的模样，想起了姐姐们偷偷塞给我的那截面食龟……那些年缺衣少食的日子，那些攒着寸土刨食的艰难，那些因一碗手擀面就欢喜不已的雀跃，都化作了心底最软的念想。

那些刻在时光里的烟火滋味，藏着故乡的模样，藏着家人的艰辛，也藏着我们那一段段难忘的记忆。